唸博士班怎能稱為夢想？

春天的時候，當我告訴家父我申請的三間學校都拒絕我時，他相當的失望，一邊喃喃自語，一邊問我要不要再申請一次，訝異於父親受的打擊似乎比我還大，我問他原因。

「我只是希望你的夢想能實現罷了。」他哀傷的說道。

不知哪來的一股火，我憤然大聲回道：「唸博士班怎能稱為夢想？夢想是在五十歲之前出版自己第一本小說，夢想是騎腳踏車環遊台灣，夢想是學會八國語言。念博士班怎有資格稱為是夢想？」

父親沈默半晌，這段電話對話無疾而終。

半年過去了，至今我仍不時回想起這段對話，不斷揣測家父當時的心情，不斷回想我當時為什麼如此憤怒。仔細想想，這段對話背後其實充滿了各種時代背景和社會傳統。

今年冬天即將退休的家父一輩子都在公教體系工作，在他們那個年代，這是家境清寒的年輕人最好的職業。今天回頭檢視，穩定的工作環境和不錯的退休金制度，讓白手起家的他和家母省吃儉用的，讓我和弟弟能夠在小康家庭中長大。我常常自忖，如果讓我站在父親的立場，我有沒有同樣的毅力和耐心，來努力維持這個家庭？

但也正因為父母的努力，成長過程無後顧之憂的我，不知不覺地，已經超出他們所能理解的範圍。

大學之前住在家中，每天回家在餐桌上我一定會將白天在學校的有趣事情口沫橫飛地描述給父母聽，我喜歡逗得他們開懷大笑，也喜歡讓他們目瞪口呆。即便是在最叛逆的高中時期，我也未曾將自己交了女朋友的事情隱瞞住他們。

但是一轉眼離家已經超過十年，我踩著越來越急促的步伐走著，不知不覺中卻在我和父親間隔出了一段不小的空地，空地的那端，父親殷殷期望著、擔憂著，空地的這端，我看著世界地圖規劃著不同的夢想。

同樣是夢想兩個字，上下兩代，定義竟然差了這麼多。

當我在二十七歲年紀決定要出國唸書時，心裡想的並不是博士學位，也不是在美國工作拿公民身份，而是單純的想去看看世界頂尖的研究室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他們做得出來的研究台灣連沾個邊都沾不著？

但是我猜想家父心中懸掛的念頭應該是博士學位、修業時間、教職的可能性這些明顯可定義的東西吧！

因此從一開始解讀就出現了歧異。

當我GRE和TOFEL考了高分，我告訴父親這並不代表什麼，只是代表我跨越過門檻；但父親大概以為我在謙虛。

當我只申請三間最頂尖的學校，我解釋道因為我本來就是想去最頂尖的實驗室，申請其他學校我反正也不會想去，不值得浪費時間和金錢去申請；但父親大概以為我很有把握。

當我告訴他全部落榜，並解釋道十之八九是GPA不夠高的原因時，他比我還不敢相信。

到頭來，在我們那段對話之前，我們想的一直都是兩回事——一個單純的「出國唸博士班」，在我父子心中發酵年餘，但到頭來才發現，我倆用的酵素從一開始就不一樣。

簡單地說，父親就像是古典物理學裡的描述：電子繞著原子核轉，擁有一定的軌道半徑，保持一定的動量；而我卻像是量子力學裡的描述，所有的位置我都有可能存在，電子半徑不過是我存在的機率最高的地方而已。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不僅是老一輩台大人的繞口令，更是整代經濟起飛時期的成人心中的預設立場。對他們來說，到美國唸個學位，不僅代表的是有機會在美國工作，將來也有機會回台灣擔任教職，掛一個教授頭銜在名片右側。

但是我唸的台大卻早已經不是這樣了。

我們學著法文、德文和義大利文，我們背著行囊自己走進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車站，我們聽著香頌、藝術歌曲和歌劇，我們品嚐著舒芙蕾、德國香腸和義大利麵。

對我們來說，世界轉動的中心不是隔著太平洋彼岸的那個肥胖國家，引起心中激動之情不是洛杉磯或西雅圖這樣的字眼，值得在網誌上大書特書的不是在優勝美地滑雪的體驗。

只是我已經習以為常這樣的「不是」，以至於突然發現家父心中那個「還是」時，有一種莫名其妙受到侮辱的感覺：「唸博士班怎能稱為夢想？」

能夠在頂尖的學校努力五六年，拿到博士學位，絕對是值得敬佩的是，社會也會給予你一定的物質和精神回饋。但是將這個過程冠上夢想兩字，確確實實的在我胸口重擊了一下。

是的，或許我們都太過幸福了，竟然在考慮一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作為夢想。但是換個角度來想，若真的不顧一切「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不也是另一種懦弱嗎？

八月我到多倫多參加Toastmasters Inter-District演講比賽，我選擇的講題是「麻省理工所沒有教給我的事情」，講的是準備出國留學的心路歷程，宗旨是每個人的生命都很有限，應該要找出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演講末了，面對著台下來自各國的聽眾，我把麻省理工給我的rejection letter撕成碎片灑向天空。這個動作我在排練時做了不下十次，唯一的差別是，比賽當天我使用的是真的MIT Rejection Letter。

走下台前，我回頭望了一下台上滿地的碎片，他們是如此的不起眼，似乎一點重量都沒有，然後我想起了我和父親的那段對話，突然很希望父親也在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