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我,坐在加州陽光普照下的窗前,但也許是村上春樹的錯,我卻一直想到陰雨的台北,那些森森矗立的大廈高樓,在灰沉沉的天空下,被間歇滴落的午後細雨潤濕得直發出一股霉味。
在南台灣長大的我,十八歲那年,和其他同樣有著黝黑臉龐的男孩們一起負笈北上。我還記得那是個跟日後我建立起的台北印象很合襯的日子:雨有一搭沒一搭地下著,老舊的男生宿舍瀰漫著被浸濕的球鞋的臭味,雖然是白天卻不得不開著的蒼白日光燈,間歇掙扎地照亮宿舍走道。我敲了敲門,猛然把門打開的是一個嘴裡叼著煙、頭髮油膩、看來有點年紀的男生,他帶著懷疑的眼神,看著留著小平頭的我,一箱一箱地把行李奮力搬進房中,堆滿了他先前指給我的那個空位,一邊不時用廣東話回頭和還在上鋪賴床中的另一個香港室友嘟噥兩句。